“朴素”的余华（原创）

朴素的“余华”

在鲁迅那一代作家之后，浙江的文坛似乎有些后继乏人。
余华的出现算是打破了这种沈寂。他的冷静、简洁而又颇具巧思的叙事艺术，令他跻身于一流先锋小说家之列。自古繁盛的浙江文坛，在鲁迅、茅盾、朱自清、戴望舒、徐志摩、穆旦们的辉煌之后，终于又出现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读余华的小说，可以感受到一种有别于鲁迅那一代作家的轻快和驾驭西方现代派技法的纯熟；同时也可以感受他在文字功力与精神底蕴上与鲁迅那一代作家的不小落差，这可以说是当代先锋小说家的通病。缺乏贯通古今的文学积累而好奇骛新，通常就会出现这种情形。
好在余华已经意识到了他和鲁迅们的差距。他在加州大学洛杉基分校（UCLA）的一次访谈中说，他早年非常憎恶鲁迅的小说，但在他自认为拥有了丰富的写作经验之后重读鲁迅的小说，才突然发现了它们的价值。在他看来，鲁迅的小说虽然简短，却内涵丰厚，富有穿透力。他这时才承认，鲁迅确实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1]
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王德威（David Wong）认为，余华的小说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接续”了鲁迅的《过客》。[2]这种评价恐怕会令重新发现鲁迅后的余华哭笑不得，因为“十八岁出门远行”只能算是青春少男的新奇之旅，较之“过客”的境界，还差着好几个层级，又谈何“接续”？
王德威教授对《十八岁出门远行》还有一个惊人模拟，在他看来，小说主人公的这趟远行重演了工农红军的“长征”。
说实话，我是真佩服王德威的联想力。细想想，那个十八岁少年的出门远行和工农红军的“长征”倒还真有些可加比附的因素。比如，这两趟行程都是长途跋涉，那位少年又是农家子弟，当然是工农的一分子。
不过，王德威的这种模拟究竟靠不靠谱，我看还是让作品自己来说话：
“‘让我出门？’

‘是的，你已经十八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

后来我就背起了那个漂亮的红背包，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

2002年深秋，余华应邀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并且为配合《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英文版(兰登书屋出版)的发行，到美国东、西部普林斯顿、耶鲁、哈佛、柏克莱、杜克、纽约大学等20来所名校巡回演讲，着实风光了一回。[3]
钱钟书曾经风趣地响应一位读了他的《围城》因而渴望见他一面的读者说，“如果你吃了一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干嘛非得见到那只下蛋的母鸡？”
如果余华也和钱先生同一个境界，美国的读者们就没有眼福见到他的真身了。好在余华还年轻，对尘世的功名未能忘情，或者说，他对自己的名望还没有钱先生那种自信，所以他欣然接受了访美邀请，并没有拒绝抖露自己的羽毛。
《纽约时报》评论员David Barboza以相当简洁的笔触描述了他对余华的印象，“余，46岁,看起来不像一个离经叛道的家伙（renegade）。个子不高，面容还青春，有一头浓密的黑发，时时面带微笑，喜欢说笑话，嘴里一刻不停地叼着一支中国烟。乍一看，活像一个从工厂里走出来的工人。”[4]
我看过余华的照片，我得承认，David Barboza的肖像描写还挺传神。读《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这个农村出身、后来进城作了工人的许三观应该就是余华的化身。许三观有农村人的憨厚，却又有小知识分子的机灵和风趣，言谈之间，分明就是叙事者余华的声口。这就导致了一定程度的不协调，因为许三观不是余华，他恐怕说不出那么多暗含机锋的聪明话。
相对来说，《活着》就比较诚实，所以也更出色。
《活着》的英文名叫“To Live”，很朴素的一个书名。
《活着》的文字就像书名一样朴素，鲜有华丽的辞藻和炫奇斗巧的句法。
《活着》的寓意也同样朴素，它无非是在演绎这样一种人生哲学，无论遭遇了怎样的打击，只要你还活着，那就活下去。
美国自由撰稿人Mark Flanagan评论说，小说主人公福贵的生存遭际是如此悲惨，以致他不忍向读者复述他的丧家、丧子、丧女，灾祸不断的一生，但他还是要含着眼泪告诉读者，余华的叙事技巧令他折服。[5]
在Mark Flanagan看来，《活着》这部小说是以具有欺骗性的朴素语言，展现了福贵和他身周的人们以达观的态度忍受命运摧残的高贵精神。
我以为，Flanagan能够看出余华式的朴素语言的欺骗性，实在是颇有眼光的。
高手为文，断不会如初学者一般，以堆砌秾词丽句为傲，他们往往会把造句、造词的苦心掩饰得不露一点痕迹，所谓大象无形，真水无香，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一点对道家精神的悟性，恐怕还真不容易领会这种高妙的文字境界。
《活着》的寓意其实也颇有道家意味，那种在接踵而至的残酷打击面前处之泰然的生活态度，确实就是道家式的“达观”。“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无论是幸运的一生，还是悲惨的一生，再回首时，皆如一梦。
当然，读书无多的福贵绝不会想到他的生活态度暗合了道家的精神，他也没有像浪漫气质浓郁的庄子那般夸张，在妻子死了之后还要鼓盆而歌。他只是抱持着既然自己还没有死去，那就活下去的朴素理念，承受着命运的重击。
王德威评论说，《活着》中的福贵是“中国版的乔布”，但又“恰如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的老舟子”[6]。乔布的故事只要读过《圣经》的人恐怕都知道，这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可是却一再受到上天的播弄，他的七子三女，他的数以千计的牛、羊、骆驼，都在无妄之灾中毁于一旦，但他依然保持着对耶和华的虔信，并无怨怼之意。乔布的遭际，确实和福贵有神似之处，只不过，乔布还要更倒霉一些，他仅仅是因为耶和华与魔鬼撒旦赌气，才一再地遭遇横祸。
如果乔布知道了内幕，不知道会不会气得砸了泥塑的神像？
在《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的绚烂之后，余华沈寂了有十年之多。
十年磨一剑。十年之后，他推出了长到要分上下卷的长篇小说《兄弟》。
一看开头，我就知道要糟。那种京痞式的语言可不是他的强项。如果可以拍拍余华的肩头，我要对他说，兄弟，那可是王朔玩熟了的，您老还是本分些吧。

《纽约时报》在介绍余华的这部小说时，用了这样的标题：“中国的当红小说：巨著或者垃圾？”[7]
我以为，问号的妙用在此处得到了充分发挥，别的就不必说了。


（注释从略）

好象梦堂对余华评价不高啊，同是浙江人，对老乡的评价，应该留点面子

我对他前期的作品还是很推崇的

浙江......要等老兄你雄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