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高調即將唱完

高 调 即 将 唱 完

蒼茫


　　忽在书店看到徐复观先生的《两汉思想史》，这部老书在当年思考战国秦汉思想时曾借阅过的，现在有了这么漂亮的简体本，就随即买了下来。信手翻来发现了一些问题*，不过眼下生发兴趣的，还是徐先生在第三卷《代序》中的如下一段话：
　　“思想史的工作，是把古人的思想，向今人后人，作一种解释的工作。我深深体
　　悟到，解释和解释者的人格，常密切相关，这在当前的中国，表现得最为突出，不必
　　一一举例。由此可以断言，古人的思想，必然与古人的品格、个性、家世、遭遇等，
　　有密切关系。我更深深体悟到，在二十余年的工作中，证明了克罗齐‘只有现代史’
　　的说法。没有五十年代台湾反中国文化的压力，没有六十年代大陆反孔反儒的压力，
　　我可能便找不到了解古人思想的钥匙，甚至我不会作这种艰辛的尝试。……”
　　很巧，一个月前读到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的《知识分子的当代作用》，联想不禁油然而生。李欧梵此文的主旨，是“在一个经济挂帅、商品充斥的社会，谈知识分子必然曲高和寡”；随后引及萨伊德的看法：当年知识分子为真理化身的理想早已过时了。他追述在香港授课的感受：“班上的香港学生没有一个人愿意作知识分子。……也许在今日的香港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精英，而大学教育逐渐专业化之后，也没有人愿意谈像知识分子之类的大而无当的问题”。“然而在中国大陆恰好相反：自认为知识分子的大有人在——特别在北京”。对余英时的“五四以后中国现代化的知识人……成为中国的‘脊梁’和社会的‘良心’；他们所争取的，始于个人言论思想出版的自由，而终于社会公平的普遍伸张”这段话，李欧梵评价为一个“非常高调”的论述；而“此类知识之士出现，恰在于其所处的国家或社会不自由”。
　　其实，李欧梵所叙述的那种现代市民社会的文化景观，在大陆未必全是例外。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就已能体察到世风变迁的端倪了。商品社会中的个性化体验，取代着转型初期的共同理想。不久前在这论坛里讨论的“真理”、“自由”等等“高调”话语，所能真正打动的，也许只是四十岁以上人的心弦吧。他们经历了由暗而明，依然珍视阳光的温暖夺目，而不是习以为常、熟视无睹。这阳光也许目前只是初曙，不过中国早晚要迈入另一个阶段，那时的中国文化界将类似于今日香港学生的情况，或日本的情况──
　　一篇日本学人的文章曾提到，当今日本的文化人并不乐意把自己说成“知识分子”，那称呼令他们羞涩和不自然。
　　徐复观先生对其史学观的阐发，当然仍是非常“高调”、很“知识分子”的那种。余英时先生曾很激烈地批评了徐复观的《周官》研究(见其为金春峰《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一书所作之《序》)，不过在“知识分子”一点上余先生并不例外。上一个世纪汹涌澎湃的历史变迁和社会运动，曾给了多少学人以灵感──直接的，间接的──对这人们很难计量。比如《通鉴胡注表微》，比如《柳如是别传》，比如《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以唤起民族之精神……”)总之，人们确实能在很多很多的学术著作中，读出作者的社会感触，他的向往追求，甚至“解释者的人格”。也正是如此，这让另一些文化背景的人感到别扭──陈平原先生一篇文章曾提到，日本学者往往不习惯大陆著作中的那些非学术成分；而日本的东洋史研究，就往往“纯学术”“纯”得像理工科论文似的了，在中国人看来。
　　不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术论著中的“非学术”成分，例如基于古今对比的联想议论，开始大量减少，更不必说个人的感触、寄托、情感、信念之类了。论题的选定取决于学术价值本身，而非来自徐复观先生的那类外在的“压力”或触动。史学研究日益摆脱了意识形态，变成了一种技术操作，一种广博和精细的竞赛。尤其是对出土文献与实物的研究已从边缘走向主流，昔日借助以证史，而今自身就是主题。
　　进而在学术价值判定上，“大历史”或“大文化”的“高调”思路，也有式微之势。黄仁宇式的著作，只有外行和初学者才感兴趣；若干年前在香港跟张灏先生聊天，他也感慨着思想史研究兴趣的日益没落；几个月前在武汉，师弟何德彰对如下情况表示不满：现在学者在选题时，很少“敢于”正面回应一个时代的重大问题。日本学者佐竹靖彦来系时，曾谈起他近年的转向画像石研究，他半开玩笑地说：研究画像石很省心，不像追寻重大历史线索那么费神、那么难。这恰好也是自己近年作官阶制的体会：忙忙碌碌地找材料，心里很踏实；不必像以前解释“士大夫”时那样踌躇犹疑、揣摩推敲了。曾经跟将梧桐讨论过，应该训练学生的“驾驭复杂问题的能力”。不过这一点在现实中却有困难：照时下风气，思路不妨平庸细小，只要论证翔实繁密就成。
　　时代在变，世风在变，学风也在变。二者间存在着曲折、然而丝丝入扣的联系。就连读书之乐，也越来越像收藏家摩挲古董时的那种乐趣了。也许，“高调”真的已经接近尾声，即将“曲终奏雅”了吧！
　　历史对人的播弄，不一定是使人陷入可悲，更残酷的倒是让人显得可笑。一个时代的慷慨悲歌，在另一时代就成了唐吉诃德式的滑稽。不但对徐复观的史学观，大学生们会觉得遥远陌生而无动于衷；在揭著“真理”、“自由”这样的话题时，面对着更年轻的学人和学子，我们心中何尝没有一种深层的尴尬呢。
　　当然，此刻的话多少有点儿“极而言之”。继续“极而言之”──这时候的感觉，就是自己已经老了，已经属于上一个时代；我们的心事，将不再会有读者，对“空谷足音”的企盼将成为奢望。下一代人另有自己的情趣和兴趣，正如我们也曾不耐烦老人的絮叨一样。一向喜欢同辈人北岛的一句诗，那诗句是他二十多年前留下的，这些年更深切地体会到了其中滋味：
　　谁知道明天
　　明天将从另一个早上开始
　　那时我们沉沉睡去

(轉自往復論壇)

他追述在香港授课的感受：“班上的香港学生没有一个人愿意作知识分子。……也许在今日的香港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精英，而大学教育逐渐专业化之后，也没有人愿意谈像知识分子之类的大而无当的问题”。

————感同身受啊。美国大学的情况是否好些？

俺也不愿意做知識分子啊（當然也多半就做不了），知識分子干什么都是矛盾的，比如，表面謙虛實際上又文人相輕，既愛國又要號稱追求普世價值，嘲笑別人的英語爛，又對英語掌握了學術話語權不忿，整天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然后又深感苦大仇深，折騰個啥啊
竊以為美國要當知識分子的，也只是那么一小撮。首先WASP們是很少有當真正的知識分子的，米猶大多也寧當華爾街人士，牙醫，律師之類，沉淪為知識分子者，多是游離於社會“成功人士”邊緣的人。當然，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

“首先WASP們是很少有當真正的知識分子的，米猶大多也寧當華爾街人士，牙醫，律師之類，沉淪為知識分子者，多是游離於社會‘成功人士’邊緣的人。”

————除了见不到WASP和米犹，华尔街变成了弥敦道，就和香港一个样，澳门也快了

心有同感,生命的呼喊一九五三年反党胡風集团的主將,籃翎[后斗到精神病]他
的詩中,沒有不能克服的困难,未有不能克服的黑暗,沒有不能掀覆的暴君宝座,而永袁熊熊不熄,是青春的火焰,是战斗的灵魂,是历史運動的狂風暴雨,今天重讀還有它存在的价值
讀樓主文章感同身受,好文章,可否轉由明報或开放雜誌發表.我是右派的幸存者不怕死亡与坐牢,吽喚醒國魂,在苦难的亗月,我歌頌自由,在黑暗的年代我们
呼喚人们正直而善良的情感,謝謝好文章,讀者敬謝頓首

謝蕭志華兄雅評。現在世風浮糜，知識分子這個詞也已經墮落了。

真学者風範,敬佩念天地之悠悠.独滄然而涕下.祝作者早日康復三角地,有一國两
制的特色,有自由論澶的風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文責自負,謝澶主搆思
本版必將出現正面而善良的驚天動地文,預祝,謝樓主回应,我不願作尋章问句,的
書呆子

7# 蕭志華

大俠風骨，令人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