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城的变迁

澳门形成现在的规模，并不是迅速发展起来的，而是逐渐扩大而形成的。从其管理范围的发展来看，大约可分为４个阶段。

中世紀澳門地圖(正面圖)

　　第一阶段：１５５７年以前只是珠江口西侧的一个海澳，有少量的渔民在澳门半岛最南端的妈阁庙附近居住。妈阁庙附近有一个河舶所，既向渔民收取鱼税，也向外国商船抽税。外国商船在内港地区停泊后，可以在岸边搭起帐篷临时栖息，卖光货物便需离开，不准久留。

　　第二阶段：１５５７年—１６０５年，葡萄牙人正式定居澳门后，修建了永久性的建筑物，在内港北湾至下湾一带，形成了一个狭长的商业兼住宅区，称“澳门街”。

　　第三阶段：１６０５年—１８６３年，经过１６０５年、１６２２年两次筑城又被中国政府勒令拆除后，葡萄牙人终于趁荷兰人入侵（１６２２年）、明室倾覆与清室初立（１６４４年）至南明灭亡（１６６１年）的动乱期间，以蚕食方式偷偷建筑了澳门城墙，从几个聚落区发展成为一个颇有规模并有固定范围的城镇。

　　第四阶段：从１８６３年至今。１８４９年葡萄牙人在相继驱逐城内的中国官员、香山县丞衙门后，逐步向城外地区扩张地界，而中国官员被迫迁驻莲花茎%E


澳门（Macau）世界三大赌城：中国澳门，美国拉斯维加斯，摩纳哥蒙特卡洛（门的卡罗）并称为世界三大赌城。

澳门（Macau），与香港相距三十八海里（七十公里），与广州相距一百四十五公里，原属广东香山县，1553年被葡萄牙人强占，历经400年后，于1999年12月20日回归祖国，现为我国特别行政区之一。

考古发现，在澳门的路环岛黑沙的沙丘中出土了许多彩陶、玉器以及石斧等石器，已经被证明是四、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遗存，同时也被证实是与在我国珠海地区出土的同类文物属于同一文化体系，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澳门已经有中华民族的祖先在这里生息劳作。

之后，在澳门也出土了我国商周、春秋及战国时代的各种遗存；但这些只是文物遗存的考证，据史书记载，南宋建炎二十二年（公元1152年），宋高宗设立香山县，此时，澳门便隶属香山县，时称香山澳、濠镜澳，而澳门有华人定居，应是在南宋末年，南宋王朝的几十万大军溃退于此，南宋军民便定居于此，同时出现了澳门半岛上名为“永福古社”的沙梨头土地庙。

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年），居住在澳门的居民（来自福建和广东）共同在位于娘妈阁处兴建了妈阁庙，当时的名字叫做海觉寺。

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葡国商船来澳，在妈阁庙对面停靠船舶，进行贸易时，葡人询问当地居民当地地名，居民以为是问妈阁庙，于是随口便说“妈阁”，此音经广东话和葡国人两次转音后，就成了现在的“Macau”（广东话为“马交”），而这一名称后来就逐渐成为葡国统治下的澳门的名称。

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以要晾晒船上被水浸渍的货物为由，登上澳门半岛，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开始在澳门长期居住，明朝万历元年（1573年），葡人开始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每年500两白银。

中世紀澳門地圖(正面圖)明朝万历十二年（1584年），居澳葡人组成议事厅（后演变为市政厅），作为管理居澳葡人的行政机构。

清朝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在澳门设立“关部行台”，是当时中国的四大海关之一。清乾隆八年（1743年），清政府为了加强对澳门的管理，以肇庆府同知（府官的副手）移驻前山寨，设立海防军民同知，用于“专司海防，查验出入渔船，兼管在澳民蕃”。并且把香山县衙移驻到澳门望庆村，专门管理华民与葡人之间的纠纷和案件。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晚清政府兵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葡萄牙也趁机发难，占领了关闸以南的澳门半岛，驱逐中国官兵，并宣布澳门为“自由港”，拒绝交租，并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和清同治三年（1864年）先后侵占氹仔岛和路环岛。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晚清政府与葡萄牙签订不平等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条约规定“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区治理它处无异”，但双方就条约中涉及的勘界问题一直无法达成协议。

民国十七年（1928年），清政府与葡国签订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第四次期满，时中国国民政府照会葡国，声明终止该条约，并于葡国签订了新的《中葡友好通商条约》，条约共五条，没有涉及澳门主权的问题，葡国对澳门的占领没有改变。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并“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对于澳门问题在未解决前维持现状，将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和平谈判解决。

1955年，葡萄牙政府颁布《澳门海外省组织法》，擅自将澳门视为其“海外殖民地”；
1961年，葡萄牙海外部确定澳门为旅游区，特准设赌；

1972年，因“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在第27届联大通过的反殖民宣言中，中国香港和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划去；

1974年，葡萄牙国内革命成功，宣布放弃海外殖民地，承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
1976年，葡萄牙政府颁布《澳门组织章程》，规定澳门属于葡萄牙政府管治下的特殊区域，在各方面享有自治权；
1979年2月8日，中葡正式建交，双方就澳门问题达成一致，认为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萄牙政府管理，在适当时机中葡两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该问题；

1985年，中葡两国领导人认为谈判解决澳门问题的时候已经成熟；
1986年，中葡双方于6月、9月、10月在北京举行了解决澳门问题的前三轮会谈；
1987年，中葡双方于3月在北京举行了澳门问题的最后一轮谈判，并于3月26日，草签联合声明；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总理代表两国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及两个附件，联合声明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同年的6月和12月，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葡萄牙国会都批准和通过了联合声明；
1993年3月31日，第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
1999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澳门历史 - 葡萄牙占领前
澳門古地圖
1970年代共四次派出考古工作队，在路环黑沙公园等地发现了石器，时间约为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并将澳门出土的彩陶与内陆地区所出土的文物比较，更显示与邻近地区的文物属相同的文化系统，源自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1995年，香港中文大学和澳门大学师生在路环所挖掘出的完整工作坊，初步断定为三至四千年前的古迹。根据这些出土文物，一致显示中华民族的祖先乃是最先在澳门地区一带活动和稳定地居留。[1]

自古以来，澳门一直是中华民族居住之地，古称濠镜澳，与香山的历史关系极其密切。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香山已属百粤海屿之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澳门就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属南海郡地的番禺县。到晋朝元熙2年（420年），澳门属新会郡封乐县地。而其后隋朝开皇10年（公元590年），香山由东官郡改属宝安县地。自南宋开始，澳门属香山县。据史料记载，宋末名将张世杰与军队曾在此一带驻扎；宋幼主赵昺于1279年在澳门海域里淹死。早期在澳门定居的人在此形成小村落，倚靠捕鱼与务农种植为生。


澳门历史 - 葡萄牙占领


鸦片战争前
19世纪画家钱纳利笔下的圣保禄学院15世纪和16世纪是地理大发现时期，葡萄牙的黄金年代。葡萄牙人欲在中国建立一个殖民据点，以“佛朗机”（Frank）之名，经过多次对中国的调查，选定了屯门，并在1517年入侵屯门，占领了一段时间后被中国取回。葡萄牙人欲在漳州建立据点失败而回，转回广东珠江口外活动，后来退至澳门。葡萄牙人正式在澳门定居的时间，古书众说纷纷，大约是在1553年左右，以船遇风暴，货物被水浸湿为由要求濠镜借地凉晒货物，官员一口答应，自此便赖著不走。当时葡萄牙人与受贿的中国官员汪柏签定密约，把佛朗机改称为葡都丽加，以混淆人民视听。这密约是口头协议，不是书面条约。1554年明政批准汪柏的请求，允许葡萄牙人在广东沿海进行贸易，条件是每年须向明政府进贡[2]。当时葡萄牙人已开始在澳门进行贸易和修建洋房居住。当时明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所以传教士未能获准进入中国传教前，都停留在澳门。1583年，利玛窦与罗明坚神父获准入居广东活动，同年亦成立了澳门议事会进行葡萄牙社区的自治管理。 [1]

明政府早期对葡萄牙人严格管治，葡萄牙人不能买卖土地、每年需缴付500两白银予明政府及其后的清政府为地租、房屋修建虽经过明政府批准，甚至摧毁葡萄牙人自行修建的城墙，限定只能居住在澳门南方，由果亚亲王管辖。到1616年，葡萄牙任命卡洛告为澳门总督，但并没有到任。直至1623年，葡萄牙任命马士加路也为另一任澳督，并正式到澳门到任就职，由于最初只负责澳门防务，因此其官邸设于大炮台。1640年当葡萄牙摆脱西班牙统治后，因澳门未曾投降于西班牙，于是被授“天主圣名之城”（Cidade do Nome de Deus）的称号。

清政府沿用明制，继续行使在澳门的主权和治权。1685年成立粤海关，执行在澳门的关税主权。1743年发生澳门葡萄牙人杀害中国商人事件，1748年又有另一名中国人遇害。事后制定了12条治澳法令，要求葡方严格遵守。1783年4月4日葡萄牙海事暨海外部部长以葡萄牙女王名义发布《王室制诰》后，议事会逐渐失去其大部分权力，而作为葡萄牙国家代表的澳门总督的权力则不断扩充膨胀。



約1850年澳門南灣全景(油画)完全占据及扩张时期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英国战船驶至澳门关闸，强行登陆，香山的清朝驻军曾作勉强抵抗。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后，完全暴露清政府的弱点，葡萄牙派代表与清朝钦差大臣爱新觉罗耆英谈判，要求豁免地租银，可享有条约中五口通商的权利，葡萄牙军队可以驻防澳门半岛。可是到最后除了五口通商外，其它要求一一被拒，继续维护中国在澳门的主权。1845年11月20日，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单方面宣布澳门为自由港，除容许外国商船停泊进行贸易活动外，更拒绝向清朝政府缴付地租银。1846年4月澳督亚马留上任后，随即推行一系列殖民统治政策。1846年5月，亚马留宣布对澳门华籍居民征收地租、人头税和不动产税，把只对葡萄牙居民实行的统治权，扩大到华籍居民，又下令所有停泊在澳门的中国船只都对向理船厅登记交税。其后从1849年开始，亚马留更停止向清政府缴付地租银，并限令中国海关撤出澳门，又派兵入侵望厦村，强迫村民搬迁祖宗坟墓，服从的付洋银，不服从的挖掘后把骸骨投入海中。亚马留在澳门的所作所为激起人民反抗，沈志亮等7人杀死亚马留，葡方为报复，率兵入侵望厦村。1851年，葡萄牙占领氹仔。1864年，葡萄牙再占领路环。1883年，葡萄牙再占领望厦、青洲。1887年，清政府与葡萄牙先后签订《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条约列明葡萄牙有权“永驻管理澳门”。

1922年发生了捷成事件，暴露了殖民统治者的真面目，宣布军队可任意开枪、捕人和强迫店铺供应货物，宣布68个工会为非法团体，使当时澳门人口由不足十万人一度减少至只有两万余人，虽然随后几年大部份居民逐渐回流返澳门，但澳门工运仍然受滞达20年。


葡方开发时期
1961年，葡萄牙海外部确定澳门为旅游区，特准设赌，认为此举对澳门经济的发展能起促进作用。同年澳葡政府颁布《承投赌博娱乐章程》，由此将澳门博彩业合法化。此发展时间，澳葡政府亦未与澳门华人改善关系，华人社群与葡人社群的涨力不断提升，形成一条导火线，终于在1966年12月3日发生了重要的一二三事件。交通方面，在1974年澳门首条陆路连接工具──澳氹大桥落成启用，将氹仔岛与澳门半岛连系起来。

葡萄牙革命后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国内的极右政权被推翻，新政府承认澳门不是殖民地，是中国的领土。1975年12月31日，葡萄牙将最后一批驻澳门军队撤离澳门。1979年2月8日，葡萄牙更进一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葡双方共同肯定澳门是中国领土，葡方更定义澳门为“葡萄牙管治的中国领土”，至于归还时间与细节将在适当时间由两国政府以谈判解决。1984年11月，中国派出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葡萄牙，与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会面交换对澳门问题的意见。1985年5月葡萄牙总统访问中国，与当时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会晤，同表友好地解决澳门问题。1986年5月20日，中国与葡萄牙政府正式发布新闻公报，宣布6月30日在北京展开澳门问题的谈判，解决澳门问题。


葡萄牙政权移交过渡期
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1987年，中葡两国各在各自政府内取得《中葡联合声明》的批准。中葡两国政府终于在1988年1月15日互换批准书，《中葡联合声明》正式生效。在此过渡期间，澳葡政府实行公务员本地化，并宣布把中文成为官方语言。直至1999年12月19日下午，第127任澳督韦奇立于澳门总督府进行降旗仪式，这为整件政权移交仪式拉开了序幕。到子夜12时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葡萄牙总统桑帕约分别代表双方政府主持政权移交仪式。在2,500位中外来宾的见证下，葡萄牙的国旗及葡萄牙殖民时期的澳门旗帜缓缓降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在子夜12时整徐徐上升，12月20日的政权移交顺利完成。

澳门历史 - 政权移交　澳人治澳
1999年12月20日到午夜一时半，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暨宣誓仪式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监誓下进行，首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与新政府成员一同宣誓效忠澳门政府及中央政府。[1]

自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之后，澳门经济强势增长。由于赌权的开放，各行各业都受惠于博彩旅游业，带动建筑业、服务性行业、餐饮业和保险业也有增长。另外，中国政府于2003年实施的港澳个人游、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政策和2005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澳门历史城区等事件，都对澳门持续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在2006年澳门劳动节游行，由于失业等的社会问题没有解决，示威人士曾与警员爆发冲突。2007年，社会问题仍没有解决，再加上欧文龙贪污案，引发起更多的不满。在2007年澳门劳动节游行中，示威人士与警员爆发激烈冲突，其中因警员开枪事件更引起了国际传媒关注。

澳门历史 - 澳门鸦片贸易历史
自唐朝以来鸦片就被中国人当作药物使用，历史上有很多这类记载。但直到明末才有极少数中国人懂得吸食鸦片。最早把鸦片当作商品从海外贩运到澳门，倾销于内地的是葡萄牙人。他们占据澳门，澳门于是成为鸦片贸易和走私的最早据点，成为向中国运送鸦片的重要基地。 [3]

从18世纪初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是葡萄牙人在中国独操鸦片贸易和走私的时期。此前，中国政府允许适量的鸦片作为药用纳税进口，通过阿拉伯商人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很少，只不过是与乳香、药类等同的药用品而已。自从葡萄牙人租借澳门以后，澳门成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中转站。17世纪以后，葡萄牙海外殖民帝国已日薄西山，处于窘困状况下的葡萄牙人在鸦片贸易上开辟了新的生财之道。他们不仅将鸦片纳税输入中国，而且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愈来愈多地偷偷走私进口，以致纳税的鸦片在进口总量中微乎其微。

从18世纪初，葡萄牙人以牟取暴利为第一目的，便从葡属殖民地印度的果阿和达曼大量将鸦片通过澳门走私输入中国，开毒化中国之先河。于是，葡萄牙人最早扮演了鸦片走私贸易的角色，澳门遂成为鸦片走私贸易最早的据点。

自此，葡萄牙人看到，鸦片走私这种生意虽担风险，却甜头甚大，而为了长期保持这种利益，就必须排斥其它国家，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的鸦片走私贩运的独占地位。

当澳门进行鸦片走私之初，中国还只有东南沿海少数居民吸食鸦片，虽已有烟馆经营，销量仍属有限，到雍正七年（1729年）每年销量仅在200箱以内。由于鸦片进口作为药用是合法的，此后，吸食鸦片如同瘟疫一般，变本加厉地在中国主要是在东南沿海蔓延开来，吸毒人数迅速增加，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进口鸦片数量达到1000多箱。这个数量一直延续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到此年为止，鸦片走私贸易均归葡萄牙人垄断，鸦片贸易的收入成为澳门葡人的主要经济来源。

乾隆三十八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773-1820年），是葡萄牙与英国围绕澳门鸦片市场展开激烈竞争的时期。在葡萄牙人垄断澳门鸦片贸易的形势下，其它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便想方设法要把这项财源抢到手。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取得了鸦片专卖权，自此，英国遂开始试运鸦片到中国出售。

在以上的20年内，澳门仍是鸦片走私进入中国的唯一集散地。但自此以后，鸦片走私中心便逐渐移到黄埔港了，而葡萄牙人对鸦片贸易的垄断亦被打破。

乾隆末年以后的英、葡鸦片贸易竞争期间，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不断增大。在嘉庆五年（1800年）以前，每年平均输入2000箱左右；嘉庆五年到道光元年（1800-1821年），每年平均输入达4000余箱，而每年从澳门输入的，约占总量的3/4。因此，这段时期澳门仍是中国鸦片走私贸易的中心。

从道光元年（1821年）至鸦片战争前，由于伶仃洋鸦片走私中心的形成，澳门的鸦片贸易遂走向低谷。澳门与黄埔的鸦片走私愈演愈烈，引起两广总督阮元的关注。道光元年（1821年）以后，伶仃鸦片走私中心开始形成。

英国商人以特定价格从果阿或达曼的葡萄牙当局领取执照，准许其船队驶往伶仃洋。他们同时交纳澳门关税，以便在他们装卸鸦片时不至受到澳门葡萄牙当局的钳制。这样，英国人就巧妙地在印度葡萄牙当局和澳门葡萄牙当局之间打进一个楔子。澳门受到了排斥，英、美鸦片运到了伶仃洋。

到了道光五年（1825年）夏季，中国的掮客实际上已放弃了在澳门的活动，以致运到澳门的鸦片“除供当地消费的有限数量而外，销售几乎完全都在伶仃和外洋的趸船上。”从道光元年至十年（1821年至1831年）间，伶仃洋面年均销鸦片1万余箱，成为鸦片走私中心。

澳门在鸦片走私方面趋于衰落的不景气的情况下，澳葡商人改变过去在澳门商订沿海交货的惯例，主动派船去中国沿海各口岸寻求售货机会，并收集信息情报。道光十二年（1932年）以后，澳葡北上走私鸦片的商船获利渐丰。但是，与英商相比，仍是望尘莫及的。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至辛亥革命前，澳门又重新成为国际资本主义对华走私鸦片的基地。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西方列强迫使清朝廷签订了一袭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本已没落的葡萄牙殖民帝国看到清朝廷软弱可欺，自道光二十三（1843年）始，一反往日恭顺“天朝”的态度，一次次向清朝廷提出领土、海关主权等诸方面的要求，以获取同西方列强同等或更多的好处。

葡萄牙单方面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并强行驱逐驻澳中国海关机构，从此澳门走私贸易，尤其是走私鸦片有了极大便利。由于“香港的主要洋行是从澳门迁来的，都经营鸦片生意，因为香港作为一个鸦片仓库，比较安全”，所以澳门和香港之间在鸦片贸易和走私上密切相联。

鸦片战争后
鸦片战争以后，香港成为鸦片贸易与走私的最大基地，澳门次之。每年从香港、澳门“合法”的和走私进入中国各地的鸦片约有二三万箱，其中经澳门输入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凡合法贸易的鸦片是由“洋式船只”装载进口，在海关纳税。走私的鸦片均由“华式木船”（中国木船）由港澳偷运进口。

从光绪九年至光绪十一年（1883年至1885年）三年中，输人澳门的鸦片平均每年为，9600余担，其中，所谓合法化运往中国各江岸的鸦片，每年约2000担；而逃避关卡走私的每年平均为5500余担（扣除澳门自身捎费和转输外港的），每年走私的数量比“合法”的多出3500余担。而且走私的数字逐年增加。

光绪十三年（1887年），澳门的历史发生重大转折。这年中葡双方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这个条约以澳门主权为代价，换取了对香港和澳门合作实行鸦片税厘（鸦片正税和鸦片厘金）并征。同年，九龙和拱北海关成立，对香港、澳门的木船鸦片走私贸易起较大的控制作用，通过海关输入鸦片的数量大大提高，同时也透视出这前后鸦片走私的巨额数量。

拱北和九龙海关成立以后，鸦片税厘迅速增长。

20世纪初，在世界舆论谴责鸦片毒害中国的浪潮中，清朝政府与英国协商，英国同意逐年减少对华鸦片输入（同时减少印度罂粟种植），每年从港、澳输入的鸦片开始减少。辛亥革命以后，鸦片“合法”和走私贸易逐年减少的幅度加大，1914午，拱北海关的鸦片税厘占人关百货关税的10％，1915年仅占8％，1916年已完全空白。从18世纪初葡萄牙人把鸦片作为毒品输入中国至20世纪初的基本绝迹，鸦片在中华大地整整流毒了200个春秋。

罪恶的鸦片流入中国大地，毒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在当时的中国，吸食鸦片之风愈演愈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据统计吸毒者约300万人。“洋人布此鸠毒于中国，杀人之身，复杀人之心，其害过于洪水猛兽远甚。”致使“君子不能劳心，小人不能劳力”，吸烟者个个神色疲萎、形同枯槁，玩偈岁月，废时辍业，倾家荡产。

鸦片输入使得中国白银外流，民穷财竭。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金银的外流更为严重。同治七年至光绪元年（1868～1875年），我国输出至印度和英国的白银有1260万镑，黄金有1049万镑。中国国库几乎被挖空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允许鸦片像其它货物一样，于交纳税银后合法地输人中国。当时，鸦片来源早已由英国控制，运来中国的鸦片，悉数先屯积在香港，然后由港、澳分别售出。云集在港澳的鸦片贩子为了牟取暴利，千方百计从事鸦片走私，进避关税。咸丰八年（1858年）后，每年约有2万箱鸦片从港澳两地走私到广东沿海各地，再深入到内地。澳门重新成为国际鸦片走私的基地。除走私生烟，澳门还是远东鸦片加工的一个中心。在这里开设了很多煮制鸦片的工场，把制成的烟膏不仅输入中国内地，还远销澳洲和美国旧金山等地。在鸦片的加工、走私过程中，鸦片贩子和澳葡当局都获得巨利。

对于发生在香港、澳门的严重走私鸦片活动，清朝廷和广东官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缉私措施。伺治七年（1868年）两广总督瑞麟等在香港、澳门附近设立6个厘厂，两年后改为税厂，称为“新（安）、香（山）六厂”，向出入港、澳的中国木船征收鸦片厘金和鸦片正税。同治十二年（1873年），广东政府又派出巡船在澳门洋面缉拿走私船只。光绪二年（1876年）增设九洲（今珠海境）关卡，命令来往于澳门与内地的船只在九洲卡纳税，并加强了对澳门水域走私的防范。以上这些措施，虽然不能制止鸦片输人，也不能杜绝鸦片走私，主要是对广东的财政收入有较大的增加。

港英和澳葡均对“新香六厂”及其各卡的查缉鸦片走私，妨害其鸦片贸易不满，清政府也不愿意广东地方自收税厘，使海关应收的鸦片正税减少。光绪十二年（1886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香港鸦片贸易协定》，“由香港当局严格控制鸦片出口，中国方面则不再对往来香港木船进行严格搜巡。”光绪十三年（1887年）三月，在葡萄牙首都签订中葡《会议草约》，规定有关鸦片走私的事宜，“凡英国在香港施办之件，则葡国在澳类推办理。”而英国则应允葡萄牙有水驻、管理澳门及其属地之权利。按以上两个条约的精神，于1887年撤销了“新香六厂”及其各卡，新设九龙、拱北2海关；任命外国人充当两关的税务司，分别管理中国木船与港、澳的贸易，征收关税和对鸦片税厘并征。这些重大措施，在中国方面，都是旨在通过严格防止鸦片走私以增加税厘收入。此后，总的来说，效果是显着、巨大的，中国方面所收鸦片税厘成倍增加，鸦片走私由占进口鸦片中的绝大多数降至较少数，澳门的鸦片走私不再像以往那样泛滥。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条约允许外国鸦片进口之故，中国对国人曾长期不再禁止吸食鸦片和贩卖（不偷税）鸦片，直至20世纪初，英国同意逐年减少鸦片进口后，中国政府才又重提禁烟《包括对国内的鸦片种植与吸食》，制定了一些温和的、逐步禁断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