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

有說依國語音,太行山之行,粵音應讀
太航山.是耶?恭請
方家賜教!!

正本清源说“太行”
——太行山名、音、义杂考
     林州史志办  王新政

“太行山，又名五行山、王母山、女娲山，是中国东部地区的重要山脉和地理分界线。山脉北起北京市西山，向南延伸至河南与山西交界地区的王屋山，西接山西高原，东临华北平原，绵延数400余公里。它是中国地形第二阶梯的东缘，也是黄土高原的东部界线。”
上述文字摘自百度“太行山”词条的表述。但这些语句远不能概括太行山在华夏历史演变、民族集体记忆中的重要地位。翻开简牍，在浩瀚的文史典籍中寻找太行山的踪迹：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载“北次三经之首，曰太行之山……”汉代《河图·括地象》说“太行，天下之脊。”东晋《博物志》曰“太行山，北不知山所限极！”宋《感山赋》叹“上正枢星，下开冀方……巍乎甚尊，其名太行！”明《潜确类书》言太行山“为畿辅之重镇。”清《一统志》赞其是“中原巨镇、中州望镇。”同时，在诸子文献、历代正史，甚至中华神话体系中，几乎无一例外都写到太行山。可以说，经过几千年的积淀酝酿，“太行”一词，已不仅仅是一条逶迤八百里的山脉、一个著名的地理坐标，更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潜意识深处的文化符号和精神图腾。
不过，与太行山显赫的声名相比，其“身世”之谜同样为历代学者关注。焦点有二：一是“正名”，太行山称谓繁多，常见的大约有“太行山、大形山、五行山、女娲山、母山、皇母山、王母山、秦垌”等几种，这些称谓得名原因和历史沿革状况是什么？二是“正音”，“太行”二字读音如何，特别是“行”，应读háng，还是xíng？在历史上有过怎样的嬗变？围绕这两个问题，近来我们查阅翻看了所能找到的资料典籍，尝试着做一简略探讨，力求以班门弄斧之力，收抛砖引玉之效。

一、太行山名称的沿革流变
事实上，要探究一个地名的演变历程，厘清“源”“流”，必须有两个假设作为逻辑起点，否则只会剪不断、理还乱，甚至循环论证、徒劳无功。两个假设，一是假设所占有资料基本确凿；二是假设所引用典籍成书时间没有较大误差。围绕这个指导思想，我们按照时间序列，对资料作了比较认真细致的梳理排查，初步认为太行山名称演变过程总体上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殷商时代，在甲骨文和金文语言体系中没有 “太行”一词出现。
华夏民族可识别、可考证的最早的典籍当是殷商的甲骨纪事与钟鼎铭文。商虽五迁其都，但《史记正义》说“盘庚迁殷后273年更不系都”，而且以此为据点数度出击，讨伐远近方国。可以说殷都是商王朝最重要的政治舞台，西距百里的巍峨太行便是商悲欢离合故事的地理背景之一，见证了其浓妆盛演的高潮和凄怆黯然的结局。《史记·吴起列传》说商疆域，“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可作为佐证。更重要的是，殷商卜辞中有“又（侑）于五山”的记载，表明殷商时代可能已有祭山的传统。一代王朝和一条山脉之间有着这样唇齿相依的缘分，似乎注定了“太行”这个词会出现在某一片甲骨卜辞上，或者躲藏在钟鼎彝铭的语言系统中。但直到今天，人们还没有发现与“太行”这个称谓有直接关联的甲骨文词汇。在新的证据没有被发现之前，我们只能做一个带有几分遗憾的论断：商朝书面文字中，可能还没有太行或者其他同义的地理名词。
针对这个论断，可能有人会提出一个反驳性质的论据——在《尚书·禹贡》中有“……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的表述，莫不是夏朝前期就已经有“太行”了么？其实这种反驳似是而非！按照主流观点，《尚书》由孔子编纂整理，大部分篇目成书于春秋时期，《禹贡》篇是托大禹治水一事，表达先秦人对中国当时行政区划和山川地理的具体认知，其中的地理概念多是成书时，也就是春秋战国时候的称谓。退一步说，就算《禹贡》篇真如经史学家金景芳所称是“中国自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也只能证明4000年前的大禹治水曾到过3000年前被称为太行的山脉一带，并不能直接证明这一条横亘八百里的巍峨山岭当时就叫太行。至于夏、商两代对太行山作何称谓，则又是另一个课题了。

第二阶段是春秋战国，“太行”成地理专有名词并逐渐流传，同时有了“太形”一说。
“太行”与、“太形”作为山名，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中。比如上文所引《尚书·禹贡》篇内容；比如《墨子·子墨子怒耕柱子》篇载：“子墨子曰，‘我将上太行，驾骥与牛驾，子将谁策？’”比如《山海经》有：“北次三经之首，曰太行之山……”再比如从魏襄王墓中盗出简牍上记载的《穆天子传》，载周穆王“……南征翔行迳绝，翟道升于太行，南济于河。驰驱千里，遂入于宗周。”不必穷举，这些足以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太行山已有正式名号了。但异乎于此的是，同是战国时期成书的《列子·愚公移山》却对太行山做出另一种写法，“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
依据这些文字，我们可以做出两个大胆的推测：其一，太行这一称谓可能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其二，命名初期，至少有“太行、太形”两种不同的写法，而“太行”写法为宗。
关于第一个推测的论证，且翻阅与《尚书》同一时期的典籍。《史记》说孔子删《诗》、《书》，编《易》、《春秋》，作《礼》、《乐》。按照常理，既然《尚书》中提到太行山这个地理名词，其它五书中也应有很大概率相印证呼应，特别是作为各地民歌汇编的《诗经》和集中记述西周列国政事战事的《春秋》，更可能有“太行”一词出现。但遗憾的是，在这五本书中，我们没有发现期待的结果。也就是说，“太行”一词见于典籍，在孔子之前只有《尚书》一个孤证。这是不是正好能够佐证我们所作第一个推测呢？
对于第二个推测，我们可以化繁为简，以《尚书》为起点，尽可能排一个先秦时期相关典籍成书的时间序列。《墨子》一书有《非儒》篇，“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焉……”对儒教作了全方位、大力度的批驳，显然《墨子》成书在《尚书》之后。《列子》有《仲尼》篇，说“仲尼闲居，子贡入侍，而有忧色。子贡不敢问，出告颜回。颜回援琴而歌……”，可知《列子》成书也在《尚书》之后。《列子·杨朱》篇第七部分，记“……禽滑釐闻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文中禽滑釐曾经是孔子门生子夏的学生，后来改变信仰，向墨子学习墨道，成为墨子的首席弟子。由此可知，《列子》成书又晚于《墨子》。三者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简单归纳整理为《尚书》、《墨子》、《列子》，可知“太形”一说较晚于“太行”。
最后来看剩下两本书，《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一般认为，《山海经》按照内容可以分为《五藏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四个部分，且四个部分成书年代先后各异。一般认为，《五藏山经》在四部分中收录最早，为战国末期。而《穆天子传》是晋朝的盗墓者从魏襄王的陵墓中发掘而得，自然成书于魏襄王去世（公元前296年）之前。这两本书虽然难以考证详细的时间先后，但书中“太行”的说法均和《尚书》、《墨子》一致，《列子》“太形”一说仅为当时的孤例，这又恰好证明了我们的第二个推测。

第三个阶段是秦汉两代，“太行”一词在史料典籍中大量出现，“五行山”一说发源。
秦汉两代，诸多文史、地理著作中也都采用“太行”一说。比如《吕氏春秋·异宝》，“五员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郑……’”比如《左传》，“定公八年……太行，晋东南山州，晋地。”比如《战国策》，“韩桓惠王十年，秦击我于太行，上党降赵。秦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太行，道绝……”再比如《史记·郦食其传》，“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等等。但在秦汉典籍中，发现了两种新的情况：一是有的书籍中把太行写成“大行”，比如《魏策》描述“南辕北辙”的故事中就有“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驾北……”的语句；二是太行又有了新的名字“五行山”，在淮南王刘安编纂的《淮南子》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武王克殷，欲筑宫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险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则天下纳其贡职者回也。使我有暴乱之行，则天下之伐我难矣。”
第一种情况不难理解，我们汉字体系中“大”“太”同源，早期可以互通使用，到本文第二部分还要细说。
第二种情况虽只是《淮南子》的一家之言，但生命力顽强，导致后世历代许多地理方志书籍都标出“太行山，一名五行山”的语句。仔细追究起来，“五行”一词首次见于典籍，当在《尚书》的《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和《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两文。可是，《尚书》中既提到太行山，又提出五行的概念，却从没有在这二者间建立明显的联系，直到汉代的《淮南子》才把五行这个哲学名词和山这个地理概念捆绑到一块，提出“五行山”的概念。可以说，淮南王刘安是真正的“五行山之父”。自《淮南子》问世后不久，东汉的高诱就言之凿凿，“今太行山也，在在河内野王县西北上党关。”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也说，“沁水又东，邗水注之，出太行之阜山，则‘五行’之异名也。”两相对比，高诱注释所指五行山即是太行山脉位于上党之一部，郦道元更把五行山进一步限定为太行山脉的阜山，可见《淮南子》所谓五行，必不是整个指太行山脉。仔细读完全书，发现在《淮南子》中还有“九山”一说，其中就有“太行山”，这更加证实“五行山即太行山”，或者“太行山一名五行山”说法的谬误。追根求源，之所以有“五行山即是太行山”的说法，可能与后来道教的兴盛有关，信教的广大群众甚至历代政府更愿意接受“五行”这一个道教文化色彩浓厚的称谓，地理学者也有意无意地把高诱的注释做出符合人们意愿的解释了。
更让人感觉意味深长的是，之前称太行为“太形”的《列子》和汉代称太行为“五行山”的《淮南子》均为道教重要著作，两书中神奇瑰丽的浪漫主义写法一脉相传。有这种传统、传承，他们按照道教的逻辑体系，用道家的语言系统为一座地位显赫的名山重新命名，也不是没有可能。

第四个阶段是隋唐与宋朝，怀庆府人称本府境内太行山为“女娲山”等，部分地理方舆学者将它作为太行山脉别称。
自汉以来，“太行”一说仍为正宗。然而，从宋朝典籍记载开始，太行又有了一系列更为世俗化的别名：母山、女娲山、王母山或者皇母山。比如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就说“太行……一名皇母，一名女娲，上有女娲祠”。
仅从字面上理解，这些称呼可能与女娲和西王母有关。而西王母是西部之神，居于昆仑山，与位居中部的太行遥隔千里，所以基本能够排除因西王母而得名的说法。
再从女娲传说演变和人们祭祀女娲的风俗渊源来考证。女娲补天的传说雏形早见于《山海经》与《列子》，但真正成为血肉丰满、情节曲折的故事传说则在汉代成书的《淮南子》中，汉代的《风俗通义》更首次记载了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而人们祭祀女娲的较早记录，是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雨不霁，祭女娲”。可推知汉代和后世，女娲传说日渐流传，形象日渐丰满，其在中华神系中的职责定位也日渐清晰，祭祀女娲的民俗也日渐兴起。此后，在典籍中才出现多处女娲祠、女娲庙，以及女娲山的记载。比如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汉中志》载“又有作道，九君抟土作人处”（作道，为今陕西平利县东）；唐《十道要录》载“西城县（今陕西平利一带）有女娲山、伏羲山，‘抛钱之山，焚香气泌合于此山’”；五代《录异记》载“房州上庸界（今湖北竹山县附近）有伏羲女娲庙，云是抟土为人民之所，古迹在焉”；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地理志》载“平利（即现在的陕西平利县）……长安初复置，有女娲山”等等。直到今天，陕西平利县和湖北竹山县仍然有“女娲山”的地名。这些起源于晋以前，定型于唐代的说法，一直流传到现在。
既如此，就存在这样一个可能——在从两汉到隋唐的漫长历史年代里，太行山沿线土著居民也顺风随俗，把太行这个地理标志与女娲这个神话人物穿凿附会，建一处标志性的女娲祠，并将太行山命名为女娲山——如果找到证据，这桩历史悬案会以一个顺理成章的答案而结案归档了。
但，从《汉书·地理志》到北魏的《水经》，再到晋《述征记》等等，都没能发现“太行山又名女娲山”等类似的称呼。与上段末尾我们预设的可能接近的最早记录，是唐朝魏征编纂的《隋书·地理志》中“济源县有‘母山’”一说。济源境内诸山确属太行山脉一部，不过，《隋书·地理志》同时有“长平有太行山”的说法，在一部书籍中集合概念和部分概念对举，可证实“母山”一词，仅仅指济源一段太行山。回过头来详细翻看宋代提到太行是“母山”和“女娲山”的地理书籍，《地理通释·十道山川考》中太行山的位置则是“在怀州河内县西北,连垣河北诸州……”怀庆府原址位于今天的河南省沁阳市，撤府之前辖河内、济源、修武等县。所以最先提出太行为“女娲”或“母山”的几部书籍，都把怀庆府人对太行山的别称当做整个太行山脉的别称，也就是说，唐宋两代几个大学者都犯了以偏概全的定义错误。这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并没有影响王应麟等人的大家声誉，太行山却因此而获得了一系列富于神话色彩的别称，而且在民间广为流传。这或许算得上一段因祸得福、栽花插柳的史学佳话。

第五个阶段是明清与民国，在认真考证、厘清讹误的基础上，对各种说法进行梳理汇总。
明、清两代，求实学风日盛，考据学派兴起，厘正廓清了前朝历代地理文献中的许多讹误。在官修地理全国总志《大明一统志》时，总修纂李贤、彭时并未采信“又名”“女娲山、母山、皇母山”等等说法，只说“虽各因地立名，然皆太行山也。”清代三修全国性志书，历次修纂，基本沿用明代《一统志》对太行山的称谓。陈梦雷编纂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说，“太行山……支脉所分，峰、岩、洞、谷，近州县为人迹可到者，虽因地立名不一，而总谓之太行山。”对前人混淆了“因地立名”和“总谓”两个概念的错误进行了纠正。
到民国1931年出版的《中国地名大辞典》，在“太行山”条目，采用了简洁而精准的表述方式，“太行山、列子谓之大形。淮南子谓之五行之山。隋书·地理志谓之母山。寰宇记谓之皇母山，或名女娲山……”

第六个阶段是建国到今天，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经历了由冷清到繁荣，由保守规范到开放包容的转变，特别是民间对太行山的各种称谓不加分析包容并蓄，并对一些学者产生影响。
建国以后到1970年代末，国家工作重心先后转移到基础建设和阶级斗争上，历史地理学术研究领域整体相对冷清。主流观点仍然沿袭明清说法。
至于把太行山模糊笼统称为“……又名……”则是近三十年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近年来，民间文化日益繁荣，旅游产业日益兴起，多媒体互联网络日益普及，对于“维基”、“谷歌”、“百度”等门户网站设置的百科词条，几乎所有人都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予以修改，或者以“自媒体”方式表达个性化的见解，使许多许多严肃的学术问题成为通俗的大众话题。在这个大背景下，“太行山又名……”的说法，既能找到典籍依据，又对公众没有害处，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一些地区的旅游和文化产业发展，其在网络和一些出版物中出现甚至流行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此外，在今天所能看到的太行山别称里，还有两个——“盘古山”和“秦垌”。“盘古山”首次作为地名，出现在宋朝《路史·前记一》，地址在江西会昌；而把太行称为“盘古山”，则是道光年间《沁阳县志》。后者是修志人把《山海经》、《淮南子》中开天辟地的传说和北魏《水经注》“蔡水出南磐石山”的记录穿凿杂糅，生造出“盘古山”概念；之所以有人称太行山也为盘古山，也是有意无意犯了“女娲山”同样的错误。“秦垌”之说，是一个孤例，出现在《怀庆府志·山川》，“太行山……又名秦垌。在城北二十里。”“秦垌”，在今天是一个生僻词，但在《全唐诗》中多次出现，唐朝宰相岑羲的《九月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得涘字》，就有“爰豫瞩秦垌，升高临灞涘”，杨廉亭也曾经写过“远日瞰秦垌,重阳坐灞亭”。单从字面意义上看，“秦垌”意思就是秦地。岑、杨二人写诗时身处长安，过去当然属秦；而且秦垌与长安附近的灞水对举，二者当相距不远。这样看，说“秦垌”是长安附近一条山岭更容易理解，但说太行是秦垌，情理上难以通顺。可惜由于所占有资料过少，形不成证据链条，所以这个话题留待日后再论。
有深意的是，“女娲”、“盘古、“秦垌”跨越几个朝代的三个疑团，竟然都发端于怀庆府一地，这是一个地理巧合还是风俗习惯使然，我们就无从知晓了。说到这里，我们联系到一个引人深思的对比：一边，是怀庆府历代善于利用古籍、神话、山水造势，为后代做好旅游产业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积淀；今天的焦作市借女娲景区、盘古文化节、愚公移山精神干部学院搭建了多维度的政治影响和旅游发展平台，可谓观今鉴古、古为今用。另一边，林州明朝以来的六本古志包蕴着丰富的特色物产、历史人文信息，可供为全市农、林、畜牧、轻工、文化、旅游等部门认真挖掘利用，比如农林特产品牌“原产地标志”申报、文化产业历史文化项目申报、旅游产业历史人文元素挖掘等等，但该套书籍自整理以来一直束之高阁，鲜有单位问津；同时，在年鉴稿件撰写中，一些单位“存史”、“立传”意识还不够强，每年上报资料简单粗率，利用价值不高，更达不到“立此为传，造福后人”的修志标准了。这些问题都有待在下一步工作中加以改进。

第一部分小结：“太行山”这个称谓自周代以来流传至今。战国末期，道教经典《列子》称其为“太形山”；汉朝新道教集大成之《淮南子》又提出“五行山”的概念，唐宋历史地理典籍将之作为太行山的另一种称谓；汉魏以后，直至隋、唐、宋，随着女娲祭拜习俗的兴起和女娲祠的多方兴建，怀庆府一带把太行山脉南端一部呼作“女娲山”、“母山”、“王母山”、“皇母山”等，这种称谓在民间广为流传，使当时一些学者出现概念上的混淆，误作整个太行山脉的别称；明、清两代，厘正了太行山“又名”“女娲山”、“母山”等诸多讹误，指出“虽各因地立名，然总谓太行”；近代，以及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基本沿用明清说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间文化的繁荣和旅游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许多媒体甚至官方出版的报纸和书籍，又对历史上出现的几乎所有说法进行大杂烩，百度“太行山”词条“又名……”的说法逐渐为社会主流接受认可。

二、“太行”诸称谓的音义杂说
如果说第一部分要解决“太行”称谓的字形问题，那么我们第二部分主要解决“太行”称谓的读音和含义问题。
有一则发端于南宋，流传至今的笑话，可以为我们划定论题所在的时间纵轴区间提供一点有价值的帮助。故事最早见于李之彦的《东谷所见》，后来收录在元末陶宗仪的《说郛》中。故事是：一主一仆久行役，忽登一山，遇丰碑，大书“太行山”三字。主欣然曰：“今日得见太行山。”仆随后揶揄：“官人不识字。只是大行山，安得太行山？”主叱之。仆姗笑不已，主有怒色。仆反谓官人：“试问此间土人，若是太行山，某罚钱一贯与官人，若是大行山，官人当赏某钱一贯。”主笑而肯之。行至前，闻市学读书声，主曰：“只就读书家问。”遂登其门。老儒出接，主且述其事。老儒笑曰：“公当赏仆矣，此只是大行山。”仆在侧视主曰：“又却某之言是。”主揖老儒退。仆请钱，即往沽饮。主俟之，稍久大不能平，复求见老儒，诘之：“将谓公是土居又读书，可证是否，何亦如蠢仆之言大行耶？”老儒大笑曰：“公可谓不晓事，一贯钱琐末耳，教此等辈永不识是。”为了突出故事的笑点，后来有的书籍在引用这则笑话时标出 “太行（音杭）”与“大行（音形）”。这个今天看来“笑料”明显不足的故事最大价值，在于明确告诉我们，在南宋以前，太行就正式读“háng”了。
其实还有一个证据，可以帮助我们把争论的时间下限提早到唐代。著名儒家学者、经学家颜师古在给《汉书》作注时，凡遇“太行”一词，往往反复强调“行，音胡刚反”，或者“行，音胡郎反”。无论哪种标注，反切法读音都念“háng”。这至少告诉我们两点：首先，在唐代，主流学者已经把“太行”的读音正式定型了；其次，之所以反复标注强调，是因为当时社会上一定存在不同的声音和主张。
我们在这里把第二部分要试说的问题予以明确：一是太行山命名之初的“太”还是“大”，二是太行的“行”字最初应读为“háng”还是“xíng”，三是“太行”、“太形”、“五行”等诸称谓之间有没有内在联系。由于“女娲山”、“盘古山”等称谓起源年代较近，且含义浅显易懂、一目了然，不列入本文探讨范围。

（一）“太”与“大”之辨
大、太同源，举世公认。所以这是三个题目中最为容易的一个，我们就从这里破题。
其实，在中华古籍中，“太”和“大”二字在先秦甚至汉初是可以通用的。比如汉代成书的《左传·昭公十九年》里的“大子奔晋”中，大子其实就是太子。再如同书《襄公二十四年》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墨子·亲士》曰“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大”也是“太”。在秦篆书和秦以前的钟鼎彝铭中，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后世“太公”、“太保”、“太子”、“太后”、“太师”、“太室”等的“太”在金文中一律写作“大”。秦代陶文中的“即墨大守”、“四川大守”、“清河大守”、“大官丞印”、“大原守印” 、“济北大守”等，“大”字也都相当于后世的“太”。
从汉字起源看，“大”和“太”最初形、神、音、义几乎完全相同，字形都是一个双臂伸展，两腿张开的男子，含义都是“大”，只是笔画略为不同。东汉的文字学家《说文解字》根据笔画分为两字，分别相当于楷书的“太”和“大”。但二者在含义和用法上相通，比如《广雅·释诂一》就说，“太，大也。”段玉裁也说，“后世凡言大而以为形容未尽，则作太。”不过，一直到秦末，太字下的一点还没有加上，大与太的字形还未能清晰地分辨。
现代“太”的字形最早面世，是在汉武帝时代的骀荡宫壶中“太初”一词。此时，太下边的一点已经标上，一个和“大”有着明显区别的文字诞生。然而，最初分化时期二者的读音相差不大，仅仅体现在声母上：“大”的声母为舌齿浊辅音“d”，“太”的声母为舌齿清辅音“t”二字的韵母古今始终同读“ai”。这个音现在还保留在“大夫（医生）”、“山大王”等词中。而在现在的赣方言和客家话中，“大”和“太”读音完全相同，连声母清浊都没有差别。普通话“大”（da51）音产生时间很晚，不可能成为太行之“太”的读音。
后来的学者，无论对“太行”的原始含义作何种理解，都毫无争议地认为，太行的“太”，或多或少有“非常庞大、极其崇高”等含义。所以，无论写作“太行”，还是“大形”，抑或“大行”，归根结底都是应该是一个“太”字。
近年来，我市张增午先生又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论据，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就有祭天的仪式，《礼记》中有“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大宗伯》有“国有大故则旅上帝”的记载。而且秦人把华山称为华大山（华太山）或“华泰山”，《淮南子·地形训》则直接称为“太华山”；晋国称霍山为“太岳山”或者“霍太山”；嵩山是成周洛邑所依，古称“太室山”、“少室山”；鲁泰山固称泰山。古人以鲁泰山为五岳之尊，应该是秦统一后整齐六国祭祀的结果。殷商卜辞中“又（侑）于五山”的记载，说明殷商时代就开始祭山了。如果当时的登山祭祀与战国时代的封禅有渊源的话，那么地处殷郊腹地的太行山极有可能就是商代的泰（太）山。这样看来，太的读音只能读“tai”。

（二）“háng”与“xíng”之争
对“行”读音问题的考据论证古已有之，且一般都认为原来读“xíng”，后来因某种原因改为“háng”。然而，这些观点所持论据都并非十足充分，难以彻底否定太行原本就是读“tai hang”的可能。
其论证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唐宋二代。代表人物为大儒学家颜师古，具体出处和对当时社会情状的揣测，我们在这一部分已经说明。这一阶段论证工具主要是：只曰其然，不曰其所以然。可是在普通的读者看来，你颜大师只是强调要我们读“胡刚反”、“胡郎反”，凭什么要这么读，却语焉不详，莫非是你也难以真正说清道明？
第二个阶段是明清二代。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明代的杨慎和清代周寿昌。杨慎在《丹铅总录》第二卷说，“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则‘行’本音也……崔伯易《感山赋》‘上正枢星，下开冀方。起为名丘，妥为平冈。巍乎甚尊，其名太行’盖赶韵之误耳。”周寿昌的《思益堂日札·大行山本音》给出的答案则更加合情合理：“近时制义中，‘大行不加’等句禁用，以‘大行’二字故避也。案，宋崔伯易作《感山赋》，欧阳永叔以示韩魏公，魏公上之英宗，宣付史馆。《感山赋》原名《大行》，以‘大行’近时忌故改，则宋时已禁此二字。案，《山海经》（本文笔者注，今本《山海经》未见此说，此处或为作者引用典籍有误）、《淮南子》俱作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山，则当如本音，不得读作‘泰杭’两字也。”
这一阶段，论证工具主要是考据，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实在难以弥补的论证链条，就大胆猜测和假设。比如杨慎在解释“xíng”为什么改读“háng”时的理由，用现代话说就是，“好像是为了押韵合辙吧！”这种解释显然难以说服人。周寿昌在论证过程更加慎重，他的观点的说服力也相对要强的多。“大行”二字在古代确实是刚死而尚未定谥号的皇帝、皇后的代称。《后汉书》李贤注引韦昭曰：“大行者，不反之辞也。天子崩，未有谥，故称大行也。”因“大行”具有这一层涵义，从而导致“大行不加”（《孟子》）在八股文考试中禁用，而且太行山的原始读音也同遭废弃。
如果硬要吹毛求疵的话，这个说法也有一个纰漏：皇室大行之礼始于汉，为何汉魏等朝代不因避讳而忌“太xíng”一说，非要让“谬种”流传，直至唐宋而仍不绝呢？莫非，汉代不讲究忌讳？那为什么隆虑山要改为林虑山呢？
第三个阶段是现当代。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和相关学术成果的日益丰富，一些新生代学者又围绕这个论题，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观点。
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崔建华提出，《山海经》所说的“帝山”其实就位于太行山，太行山就是天帝的活动场所；到天帝身边即是没有返程的“大行”，是死亡的另一种称谓；在后来墓葬中常常出现的的“大行伯”其实就是太行山主神，他的职责就是引导亡灵去往天帝身边；历史上出现的引导者“大行人”、“大行令”就是太行山神在俗世对应的官职。可是，作者同时也考虑到自己论证过程的不周延和不确定性，所以在论文里提出一个假设性的前提，“如果太行的行原来果真读‘xíng’的话……”表明自己的论述仅仅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
比如河南大学张振犁教授的《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中说：“我们从阴阳五行的宇宙创造神话的内涵，看到了太行山又名‘五行山’、‘盘古山’的来历，对盘古在太行山出生和开天辟地的神话，就一目了然了。”近年来湖北《神农架〈黑暗传〉》里，也明确提到盘古的父亲是五行中的‘金、木、水、火’，母亲是五行中的‘土’。还说：“阴阳五行才聚化，盘古怀在地中央。怀了一万八千岁，地上才有‘盘古皇’。而太行山的另一个名称就是属于地中央的‘五行山’。”所以他认为，太行的“行”最早应该读“xíng”。其实，这种说法经不起细细推敲：“五行”一词尽管最早出现于《尚书》，但原义只是五种不同的物质；其第一次成为有组织的哲学体系是在秦国的《吕氏春秋》。这一点，梁启超先生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中说得很透彻了。用秦国才初步定型的理论为战国的山脉定名，是犯了“以今释古”的错误。错误的过程，怎么会推导出正确的结果呢？
事实上，唐以后的历代学者，之所以认为行原来读“xíng”，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太形”、“五行”两种说法的影响，并想当然地推测为“避讳”才为“行”修定了读音。那我们完全可以质疑，如果原本就读“xíng”的话，颜师古为什么还要屡屡强调读    “háng”呢？是不是他发现了读“杭音”的某个有力证据，而对当时学术界读“型音”的错误主张予以纠偏纠错、拨乱反正呢？
既然如此，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太行原本就读“太háng”，以祭天习俗为渊源，用其本义“道路”，指“可以通往天帝之所的大路”；或者直象其形，用引申义“行列”，指“横亘在九州之间的一条巨大山脉”。
多说几句题外的话。其实，给后世制造这个悬而难决的议案的原因，在于“行”字的音、义的过早分化。以《诗经》为例：《击鼓》中“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依照诗歌押韵的原则，此“行”字当与“兵”字同韵，自然应读作“xing”。而《卷耳》中，“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前面的“筐”韵意味着此“行”当读作“hang”。《氓》，“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行韵与“裳”对应，应读作“hang”。
不过，这是用今天的读音来读三千多年前的文字。如果我们以更专业的角度，换成古韵来看，行的两种读音则比较相近，分别是“户庚切”，和“胡刚切”。两种读音声母都是“h”。这种读音在受北京话影响较小的江淮以南和陕西一带方言中大体得以保留。像南方一带把鞋读作“hai”，蟹读作“hai”，苋读作“han”；西安把匣读作“ha”，下读作“ha”。今天的“xing”和“hang”这两个音在古代近似“heing”和“hang”的读法。读法的相近，再加上受“太形”、“五行”两说的影响，两个读音混淆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以至于颜师古在唐代要竭力纠正了。

（三）“太行”、“太形”和“五行”三种说法有无内在联系
探讨这个最后的问题，是个费力不讨好的活儿。西方谚语说，“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哈姆莱特真正的内心世界，估计只有他的缔造者莎士比亚才能说清楚。同样道理，如果没有和“太行”、“太形”、“五行”三种说法首次提出者交流对话，我们永远猜不透在他内心世界由哪一个概念启发成判断进而演绎成一段推理，再进过什么样的灵感火花激发点燃，让这个词语诞生的。尽管如此，后世一代代学者还是孜孜不倦地披文入情、归纳演绎，想要还原那个不朽的地理和文化双重概念诞生伊始的伟大时刻，或许这就是真相的魅力。
第三个话题由今溯古倒着说要更有意思一些：
当下有一种不太为主流学者认可的观点在网络上流传。核心论点是，这三个词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太行山就是“太极五行山”的简称；太极和五行都是世界的本源，它们的运行过程蕴含着整个世界的大道理、体现着人类的大智慧，所以《列子》称之为“太形”；“太形”的另一种说法是“大型”，也就是《尚书》中所称的“洪范”。 这种观点乍一看有意思，细推敲没道理。因其所用论据大都是后来才形成的道教阴阳五行的说法，有些甚至引用百度词条、民间传说当做论据，同样犯了以今释古的毛病。
在此之前，现代历史学家岑仲勉先生也认为，“太行”、“太形”有着内在的关系：“太形”是“太陉”的同音相假，而“行”和“陉”二字“古本同语”。也就是说太行山，原来确实是读“tai xing”的，《列子》写作“太形”，只是用同音、同义的一个字临时假借。
要弄通“太形”和“太行”之间的关系，还有一条途径，查找《列子》问世以来，公认最早且最好的注释本。顺着这条思路，我们找到晋朝张湛。张湛是今本《列子》的编纂人，也是第一部《列子注》的作者。但他在《注》中却说，“‘形’当作‘行’，下文‘如太行、王屋何’，《府本》亦作‘太形’，则《今本》或作‘行’者，当是后人所改。按‘行’。”按照他的意思，只是两种不同的写法，凡是写到“太形”的地方，都应该是“太行”，没有什么内在联系，改过来就是了！
本部分小结：太行山在早期有“大行”、“太行”、“太形”等写法，“太行”是最为合适的字形。尽管对“太行”名称起源有着不同的认识，但一般认为，太行二字早期还是应该读作“tai xing”，后来避讳“大行”葬礼，才改读音为“tai hang”；在唐代，行的读音正式定型推广。对于“太行”、“太形”等称谓之间的联系，学界至今仍莫衷一是，但民间多依附道教阴阳五行一说，认为“太行”、“大形”、“五行”，包括“盘古山”等名称有内在的统一。后者虽然在论证上有致命缺陷，但在网络上仍有不少附会者。

常见地理类典籍中关于太行山的记录
1、《读史方舆纪要》：
太行山，一名五行山，亦曰王母山，又名女娲山，在怀庆府城北二十里，接山西泽州南三十里，羊肠险道在焉……范雎曰：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
汉三年，汉王数困于荥阳、成皋间，议退屯巩、洛。郦食其进曰：愿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
后汉永平十三年，登太行，幸上党……
元和二年，北登太行山，至天井关……
元初元年，诏遣兵屯河内，通谷冲要三十六所，皆作坞壁，设鸣鼓，以备羌寇……
太行近邺，亦谓之西山。建安九年，曹操围邺，袁尚自平原还救。操曰：尚从大道来，当避之；若从西山来，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而东，战败，奔中山。盖太行深阻，尚有依险自全之心，故操逆知其必败……
晋永嘉三年，刘渊据蒲子，遣其子聪等十将南据太行，石勒等十将东下赵魏，所至残破。太元十九年，后燕慕容垂伐西燕，顿军邺西南，月余不进。慕容永以太行道宽，疑垂欲诡道取之，乃悉敛诸军杜太行口。既而垂自滏口入，灭永……
2、《太平寰宇记》：
在太行山脉两侧各地记载中，均有“太行山”一词。全书出现凡几十次。
3、《元和郡县志》:
“第二太行陉、第三白陉，此两陉在今河内。其他类似记载也有几十次。
4、《河朔访古录》：
“太行”也多次出现。
5、《河图·括地象》：
“太行，天下之脊。”
6、《博物志》：
“太行山，北不知山所限极。”
7、《古今图书集成》：
太行山之在中国最大连亘数千里，跨直隶、河南、山西数省地。其支脉所分，峰、岩、洞、谷，近州县为人迹可到者，虽因地立名不一，而总谓之太行山。
8、《汉书·地理志·河内郡·山阳》：
“太行山在西北。师古曰，‘行音胡郎反’。”
9、《地理通释·十道山川考》：
“河北名山太行,在怀州河内县(今河南沁阳)西北,连垣河北诸州,为天下之脊。一名皇母,一名女娲,上有女娲祠。”
10、《潜确类书·区宇部》：
“太行山在直隶真定府临城县西，层峦叠嶂，峻桀难逾，为畿辅之重镇。”
“河南怀庆府，城北王烈入太行，忽闻山北雷声。往视之，裂开数百丈，石间一孔，径尺，中有青泥流出。烈取抟之，即成坚凝，气味如香粳饭……”
11、《三才图会·太行山图考》：
“太行山在河南彰德府城北二十里。其山绵亘数千里，峰、谷、岩、洞景物万状，为中州巨镇。”
12、《明一统志·直隶山川·敦舆》：
“……山在临城县，南接太行。”
“太行山在怀庆府城北二十里。”
“太行山在绛州东二十里。”
13、《畿辅通志·山川》：
“太行山前麓为尧山，在真定府曲阳县南二十里。唐尧分冀州，表石于此。因名尧山。”
“敦舆山在真定府临城县南二十里，一名幽淮山，南接太行，北连常山。”
14、《真定府志·山川》：
“太行山在临城县西九十里，层峦叠嶂，峻不可逾，为畿辅雄镇。”
15、《曲阳县志·山川》：
“尧山在县南二十里，即太行山之前麓也。”
16、《临城县志·山川》：
“太行山在县西九十里。”“敦舆山在县西南七十里，一名幽淮山。南接太行，北连常山……”
17、《河南通志·山川》：
“太行山在怀庆府城北二十里。其山西自济源，东北接河内修武、辉县、林县，至磁州界，绵亘数千里，其间峰、谷、岩、洞，景物万状。虽各因地立名，然皆太行山也，为中州巨镇。”
18、《怀庆府志·山川》：
“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太形山，又名秦垌。在城北二十里。济源、河内、修武皆在其麓。绵亘数千里……”
“太行山为河北脊。诸州皆山险，至太行山尽，地始平旷，田皆腴美，俗称‘小江南’。”
19、《河内县志·山川》：
“太行山在县北二十里，自济源经河内而东北，绵亘数千里，直至于燕……”“凤凰山、红岭山、药仙山，俱在县西北太行山。”
20、《济源县志·山川》：
“太行山在县东北二十五里。或云‘太行与王屋二山以沁水为界，西则为王屋，东则为太行。’”“盘谷在县北二十里太行山之下……”
21、《修武县志·山川》：
“太行山在县北五十里。其山脉自济源绵亘迤逦，经河内环带县北……”“嵇山在太行南。晋嵇康居焉，故名。”“青口山在太行东。两峡色如青葱，故名。”“温峪山在太行之阳……”“孙真人洞在太行山中。相传孙思邈居此洞中……”

22、《彰德府志·山川》：
“太行山在汤阴县西五十里。绵亘数千里……”
23、《汤阴县志·山川》：
“太行山在县西五十里。（其余同《彰德府志》相同）”
24、《卫辉府志·山川》：
“太行山在辉县西北五十里。西南跨怀庆，北接彰德，迤逦燕云，绵亘数千里。虽因地立名甚众，皆太行也。为中州巨镇。”
25、《辉县志·山川》：
“太行山在县西北五十里。西南跨怀庆府界，绵亘数千里。”
26、《山西通志·山川》：
“太行山在绛县东二十里。高险峭丽，西北诸山多其支脉……”另全书提到“太行山”一词的有数十次。
28、《垣曲县志·山川》：
“太行山在县北八十里……”
29、《潞安府志·山川》：
“太行山，郡居此巅。东界在平顺县。朱子所称‘河北望之如黑云在半天者’，即此。按古称‘千里一片石，尽举上党之山皆太行也’。支、分脉皆有名称，而太行独不见于志，失其宗矣……”
30、《长治县志·山川》：
“上党之山皆太行也。”
31、《黎城县志·山川》：
“黎邑万山丛处，百里俱石。其名虽不一，皆所谓太行也……”
32、《泽州县志·山川图说》：
“太行山南距郡城三十里，乃中原望镇也……”
33、《阳城县志·山川》：
“太行山在县东南，与析城、王屋诸山相连亘……”
34、《陵川县志·山川》：
“佛山在县东北四十里，为太行绝顶……”“马武山在县东五十里，汉马武筑寨屯兵……”
35、《沁水县志·山川》：
“石楼山下未详是太行支脉否……”
36、《辽州志·山川》：
“太行山起自辽东，入终南州……”

林县旧志中关于太行山的记录
1、《万历志》（缺《山川》卷）
2、《顺治志》：
太行山，在县西。群山一带，形势崔嵬，南接天坛，北连恒岳。随地易名，总曰太行。其在本县界者一百八十里。
3、《康熙志》：
内容同《顺治志》。
4、《乾隆志》：
“太行山，在县西。绵亘数千里，南接天坛， 北连恒岳。随地易名，总曰太行。为中州巨镇。”
5、《咸丰志》（为续修志书，前《志》所有内容本书从无）
6、《民国重修志》：
由王屋东北来，至辉县西折，而正北自侯兆川北入境，北过淅水隔深谷划为内外两层。（南谷长十余里，其水南流入淅名雪光水；北谷长八十里，其水北流入漳，名仓谷水。中间山脉连接处仅洪峪以西一部分）外层曰隆虑山，另详。内层西接平顺界，在雪光水西，有五峰山（县西南四十余里），山势峭削，上有五峰，故名。山半有雪光寺，北有仓谷水，西有王相岩（县西北四十里），汉夏馥隐处，岩西有瀑布曰宝泉，又名宝泉岩。又北有大头山，又北逾漳水入涉县界。计在县境者长百余里。内层山势绝高，自县城西北望之，外层仅及其半。土人统谓之太行山，不知某为隆虑或林虑也。

以上王新政的文章已解釋清楚太行山音義的沿革。

唐 顏師古要大家改讀“太航山”（粵音），可見唐朝以前大家都讀為“太恒山”（粵音）。

明代的楊慎和清代的周壽昌亦主張讀音為“太恒山”（粵音）。

非常多謝
李校長既詳盡又專業的分釋.晚學叩謝!!